(一)副标题的阐述——暴力革命

在大街上抓一个人,问他一句:“推翻资本主义是否应当用暴力革命手段?”如果他坚定地回答:“是!”那么他有六成可能是一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只需要向他确认是否支持一个人民专政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就能排除或揪出另外四成的无政府主义者。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路线的地位从1871年巴黎公社后就在国际共运社运中节节升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始暴力革命试图打碎国家机器的一个高潮期,革命之风席卷欧洲。

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暴力革命似乎突然变少,只有中国作为一个特例还算轰轰烈烈。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诞生了苏维埃俄国——似乎是一个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本人所设想的一个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机器。旧的、不符合时代规律的国家机器已经打碎,这也是暴力革命路线基本、浅显的内涵——打碎旧有的国家机器,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为替换。

(二)国家机器的阐述

一个国家的治理运转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进行其对应功效的操作。国家的治理方式、政治制度、政策方针,都用于组成或保障这部机器的运转。因而,国家机器就是这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代名词,国家机器也便是阶级统治体系的代名词。

马克思高明地把,在当时这种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足够轰动,但也缺少善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开始,“国家机器一直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出现,包括表述或阐发马克思思想的《法兰西内战》、《哥达批判纲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 《反杜林论》(恩格斯)《国家与革命》(列宁),《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

然而,重新从其定义的过程入手,机器本身的整体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就有一定被忽视的倾向。现实的是,小到一块表一枝笔,大到火车,汽轮飞机,都有整体——也就是他们本身,也有部分——也就是组成它们的零件。对于国家机器必然也有对应的国家机器零件,我虽不敢下定论段,但可以大胆的推论一下,以封建国家机器为例,专制君主便是一个核心的零件,一切活动大多围绕这个零件开展,之后内阁宫相、三省六部、反国王(Anti-King 中东欧选王制度下的一种职位)…….这些都是国家机器的中枢零件——“中央”的一部分。再往下,无论是封邦建国的诸侯封主还是省州道郡县上的官吏,则是外域零件——“地方”。把这样的一台国家机器比作现代的台式电脑的话,专制君主无异于CPU,中枢零件则是主板。为实现国家运行的目的——就把这个目的浅显的当作在显示器上投射影像——就需要显示器作为“地方”由外域零件组成,再加上机箱壳——机箱壳是保障国家运行的强制力手段或者保障性、维护性手段,再加上更多辅助配套的设施,这台机器就会运转来实现他的目的。国家机器大致如此,目的无外乎是实现其阶级统治和治理能力。

(三)对副标题的进一步阐述

刚才提到过,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似乎销声匿迹。可以这么说,1919到2019这100年间暴力革命路线走入了消沉期,在消沉期中无产阶级似乎少有再通过直接暴力革命的方式粉碎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从1919-1921年苏波战争中,波兰共产党放弃暴力革命的机会,再到1929-1933年大萧条中,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共产党的接连失败。1933年德国共产党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陷害攻击下暴力革命计划流产,此事如同一粒火星引爆了整个火药桶,对国际共运的打击便接二连三:先是1934年到1938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大清洗,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第三国籍的除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抗《慕尼黑协定》和向苏联求援的徒劳,法国共产党被激进派的镇压,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有美国共产党在厄尔·白劳德带领下的改良主义化——这是对暴力革命路线的公然放弃……接二连三的失败让众多共产党一时陷入慌乱不止去向: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入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巴西与墨西哥共产党,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派右转左投入托派——他们接受了托洛茨基及第四国际主张的无限革命路线,可是这种已经畸形的、极端化的暴力革命路线并没有帮助他们,结局依然是悲哀的。

就算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社会主义之春”更多是因为苏联在中东欧的意识形态扩张和在已经被法西斯打碎的国家机器残渣上建立起的斯大林体制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换言之,各国共产党并不是依靠传统且正统的路线进行暴力革命。而且就算有特例也很少:一个是1949年打碎旧国家机器却还没有建立一台新的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在几乎殖民地和落后状态下取得革命成功的古巴。另外两个例子就很惨痛:获得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联共(既苏共)双方面支持却依然暴力革命失败的希腊共产党和土耳其共产党。至此除了20世纪60-80年代水分极大的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实际为恐怖主义的红色高棉外,几无暴力革命,更少有成功的暴力革命。

(四)错在哪里

先不谈各个共产党在领导和组织上的错误,就以零件角度剖析国家机器本身,就注定了在20世纪20年代后暴力革命路线只会越来越艰难。打碎国家机器并以新的国家机器取代它会变得很难!很难!!

从原始理论入手,不难发现其在新时代的局限性。暴力革命路线成功导师列宁为例,他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表述在于:“首先在一个或多个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打碎国家机器,取得革命胜利……” 在此思想指导下有两次惨败,1933年的德国共产党和1956年的希腊共产党。

惨败由局限性导致,而新时代却恰恰由列宁带来——新经济政策形象地说,这个路线算是一改过去单一或不完全交通的国家机器理论,形象一点: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时,通过国家机器自我更新维持运转的方法便是以新的适合发展的新零件代替旧零件,实现自我更新维持运转,实现其阶级统治目的。新经济政策所使用的零件恰恰有其资本主义性质。如中小企业私有化、粮食税等。无独有偶一九三三年罗斯福也通过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零件装入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大萧条。这一新时代注定国家机器也走入了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未改变社会性质,未对国家机器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以带有不同甚至对立属性的零件实现自我更新,这种国家机器的自我发展,我会以后写文章祥谈,现在只谈这种变化对暴力革命路线带来的影响。

首先这一种自我更新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优势互补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此类状况下的各国共产党,要想通过暴力革命路线夺得较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起码进行三步:第一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第二步,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第三步,对国家机器进行完善巩固,让其有条件能继续发展生产力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国家机器一天天在自我更新中完备、发展,有许多许多的零件被替换过、整修过、更新过、废弃过。国家机器越来越精巧与坚实从而难以被打碎。理论同实际的脱节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哪怕第二步取得了成功,第三步会让所有人都愁眉苦脸,苏联与南斯拉夫在这个过程中解体了,再加上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所说的共产主义的不可预测性,第三步几乎是死路。也许走上这条道路的确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无论是暴力革命的无产阶级还是改良主义路线,都只是让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刘慈欣在《三体》中有一句话:“我们难以想象四维空间,在于我们没有四维的大脑。”共产主义的设想在马克思那里也只可以通俗地表示为“按需分配”,列宁与毛泽东也都承认过共产主义到来的时间与形式难以想象,因而第三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成了一道死门。

综上:在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再建立起新的、符合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国家机器已经几乎没有可能,而让国家机器继续自我完善从而适应、解放、发展生产力并向共产主义过渡,无异于难上加难。

其次,对于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在接受统治或作为统治阶级时——无论民主与专政,无论无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一直在改造和适应国家机器,也在受国家机器改造,人民一旦长期适应了某种国家机器的机械化改造后便开始难以发动,变得十分保守,愿意趋向原本可以守住的薄利而不愿意试图通过革命放手一搏。这势必减弱暴力革命在打碎国家机器过程中的力量。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种相较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更加温和的斗争方式及其思潮的出现、发展、兴盛可以解释这一切。因而,长期适应了某种国家机器的机械化改造后的人民是比较难以适应旧国家机器被打碎,新的国家机器被建立的阵痛。就好像战时共产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都让人民更愿意收敛和放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波兰共产党、英国共产党都遇到过此类问题并且处理不当。当代的中左翼政党还面临到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人民对旧国家机器机器的适应程度,竟达到连社会党型的温和斗争都要开始严厉抵制!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得出暴力革命消沉的原因:

一、国家机器的本身属性与它的自我更新令它难以再被打碎。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新建立一个可以适应、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国家机器变得更加困难。

三、人类本身带有的对旧环境的适应能力。

但是,在消沉期,也总是有特例的,下面我将举出一个各位都很熟悉的特例。

(五)中国——消沉期的成功和它独有的优势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严格的来说应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56年,甚至可以上溯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这段时间中,中国的革命鲜有消沉。

咱就拿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来看,一切似乎是按照一个杂碎国民党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在进行更新与发展这样一个“剧本”进行的。似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受到国际上消沉的影响。

但细想来就会发现之前所谈到的三个问题在无形或刻意之中所弱化或被中国共产党克服了。

第一点让们剖析一下国民政府所拥有的一部国家机器,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自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场暴力革命后,没能再妥善组装的产物。不仅仅是不具有特别多进步性的专制独裁,而且军阀林立的局面无形之中拆分了这部国家机器,正常国家机器中枢零件与外域零件应当是共同一体构成。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更像是一部中央的国家机器,再组合上的地方军阀各有各的小的国家机器,武汉汪精卫、奉系张作霖、西北山西、滇系桂系、川系黔系、直系皖系等各大小军阀各有各自的统治:大多数选择的是独裁统治,但是粤系尝试过瑞士的七总裁,皖系桂系尝试过西式代议制,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喇嘛政权,海南则有琼崖苏维埃,青马宁马是伊斯兰式的政教合一外蒙古语汤姆无聊海是苏联渗透所建立的苏式社会主义,盛世才作为“新疆王”,但也有一定的苏联社会主义成分,台湾、香港、澳门、广州湾、威海卫等是外国列强的殖民地。甚至一度在1931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拥有了中华苏维埃这样一个初步建立的国家机器。从以上几点能看出中国当时十分的混乱。在抗战过后,外蒙古语与唐努乌梁海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各地国家机器仍为半独立状态(国民党军当时有嫡系军和地方军之分可以看出),和中央政府没有太多统一的联系,这也给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国家机器更容易被打碎!

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再加上军阀混战,令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放和发展。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遇!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十分正确,在这一点上从1949年建国以后所进行的一切为建立更完备的国家机器的工作就可以看出: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土地改革、五年计划、三大改造等。它的成功在于它没有面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打碎旧国家机器时建立的新国家机器与社会生产力无法适应从而落后于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进步性要求这股国家机器是立马集中力量去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后者显然更为容易。但即使是这种容易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可直到1956年我们才有一台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用了整整七年!足以看出国家机器在适应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的困难之处。

第三年的克服,有了更多的刻意性和主观能动性。中共发动的不仅是中国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出现不久、没有完全适应旧国家机器的工人阶级。还有在农村中的广大农民,在这一些方面,我们可以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党进行比较。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制的发展程度,从而让他的农民党有了更多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态下,农民更多的是无产者。在一个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机器的领导下,地主土地所有制同国家机器制度的脱节,因而广大的农民没有得以适应旧的(国民政府的)国家机器,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使用了比较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让农民不再畏缩,而是放手一搏,就像在历代中国王朝快要灭亡时出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一样。

中国的特殊性,让中国得以成功。

(六)路在何方?

那么我们的路在何方?

现在对于倾向于左翼的国际政治力量,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一个是成立于1951年的社会党国际(前身为国际共运中的第二国际),还有散落在各个国家中新成立的各共产党。2019年中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非常良好的模板,同时社会党国际对于温和路线给了比如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一些阐发,而各国共产党进行的多元化的斗争,都让我们似乎可以看见未来。我个人虽并不特别喜欢暴力革命的方式,但一旦历史和时代要求左翼政党挥下粉碎国家机器的铁锤,我也会毫不犹豫的支持。

但是我们似乎也忽略了一些问题。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些所谓的繁荣不过只是一些表象,我们不能忽略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的惨败,更不能忽视现在各国共产党已经十分悲惨的现状,比如美国共产党曾经拥有近万党员,可现在只剩下3000人,并且只能给民主党左翼打下手,日共和希腊共产党的议席数量也都十分不容乐观,再比如在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甚至把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写入宪法,并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波兰民主左翼联盟这两个前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党持敌视态度。

尽管温和路线一度被视为懦弱和改良而被第三、第四、第五国际否定和摒弃,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必须要有新的方法,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在北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必须重新看待那种温和的斗争方式。中国之所以在这方面不做表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夺得政权的执政党并且已经有了广泛的、深厚的社会统治基础。但中国的邻居们(除了朝鲜)却时时刻刻充斥着温和路线的斗争:俄罗斯共产党的成员已经进入政府部门和国家杜马,日本共产党致力于继续在议会内走和平路线,尼泊尔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执政联盟的一员,而外蒙古的执政党则几乎只是更换姓名和制度……

从本文所谈的零件论来看,温和的路线倾向于以社会主义的国家及其零件逐步且温和的替换现有国家机器的其他零件,借以实现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化。这与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发展,我可能会另外撰文来表述。

在和平斗争温和路线的同时,我认为也应当为暴力革命积蓄力量,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就是“两手抓”——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都要进行,但时代已经变了,再向原来一样以暴力革命为主,随时进行暴力革命,显然已经不符合当代,那么不如把重心转移到和平路线上,为可能到来的暴力革命积蓄力量,更加切合实际。

(七)总结

零件角度看待的暴力革命与国家机器,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邓小平晚年有过类似的思想(南方讲话时谈姓“资”姓“社”问题,认为市场与计划都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等)但未能完整的著书立说。因而,国家机器这部精巧的由无数零件构成的机器,它的完备让左翼的工作更加困难但不代表完全消失,方式一定会创新且多元化。

以上,就是国家机器零件谈的启示。(全文完)

本文由露米娅亲笔撰写。

最后修改日期:2020年5月4日